“为什么党的十九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，而不是城镇化战略？”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有人提给全国人大代表陈锡文的问题。

　　和农业打了近50年交道，被称为中国真懂农村的官员，陈锡文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振聋发聩的。3月6日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小组会议中，他说：“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，城镇占12万平方公里，绝大部分是乡村，如果只有城镇化热，农村却是一片凋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‘两个一百年’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，意义重大。”

　　“既要把握我国国情，也要摸准时代脉搏”

　　“我们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我们的城市很多都已经超过小康水平了，而农村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”陈锡文话毕，很多代表都点头。

　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在陈锡文看来是乡村振兴战略及精准脱贫政策的出发点，也是我们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。

　　“‘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提出的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‘关键要看贫困地区，贫困人口是不是都脱贫了，贫困县是不是都摘帽了’，如果我们把人民的福祉都当成我们的中心问题。我们的政绩工程、半拉子工程、烂尾工程不知道会减少多少。”陈锡文说。

　　我国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就，在陈锡文看来，得益于我们清晰把握中国国情，既充分认识发展成就，看到美好未来，也牢记我国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。“中国脱贫攻坚设定的标准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设定的，不做实现不了的承诺。”陈锡文表示。

　　此外，陈锡文认为，要从实际出发，时刻把握发展阶段基本特征，摸准时代脉搏，回答时代课题。“我国人多地少，资源短缺的国情始终没有变，但每一个阶段，农业技术进步会改变一些情况。我国粮食相对过剩，阶段性供过于求交替出现，但粮食是重大战略物资，从发展阶段看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农业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粮食生产要从产量导向转向提质导向，稳定优化粮食生产。”

　　跳出“三农”看“三农”，要有历史耐心

　　过去五年，我国有8000万农民进城，“8000万相当于一个德国啊！”陈锡文感叹道，“但即使城镇化达到70%，我国农村还有4.5亿人。”

　　乡村和城镇是什么关系？陈锡文认为，乡村和城镇的最大差别是功能不同。“城镇是集聚人口、资金、技术的地方，是一个地域的经济增长极，起到辐射带动整个城市发展的作用；而乡村则承担着农产品的供给、生态环境的保护、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农村永远不能被消灭。”

　　“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发展、乡村凋敝再振兴乡村的过程，如韩国的新村运动，日本的乡村城建。我们解决乡村问题，要跳出‘三农’看‘三农’，给世界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”陈锡文说。

　　在处理城镇化和乡村问题上，陈锡文认为有两个“历史耐心”十分关键。2013年12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，“关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，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。”陈锡文认为，对于中国来说，这句话分量非常重。推进中国的人口城镇化，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必须加大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投入，该保障的都要保障，该提供的都要提供，这样才能逐步让农民在接受公共服务方面，逐步向城镇的水平靠近。

　　“同时，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，改变粗放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，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，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。”陈锡文表示，农业规模化经营，一要依靠城镇化推进，二要依靠科技进步，让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，三要依靠农业现代化体系。

　　“乡村振兴，土地一定要用好”

　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有很大篇幅，其中土地的支撑作用必不可少。陈锡文认为，乡村振兴过程中，土地一定要用好。

　　对于农用地，陈锡文认为，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辉煌，中国不是所有地都适合搞规模经营，要强调因地制宜，宜大则大，宜小则小，小农户要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衔接，不要人为消灭，要通过体制创新让它融入。

　　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到，今年将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。陈锡文对此很关注：“耕地占补平衡大家都很赞成，谁占用、谁补充，今年将探索跨省域耕地占补平衡政策。”同时，他认为，耕地占补平衡与增减挂钩的关系要厘清。占补平衡是从反面来约束耕地占用行为，增减挂钩是从正面整理土地。增减挂钩政策要和土地综合整治结合起来，某些市县城镇对于增减挂钩结余指标没有严格按规划管控合理利用，脱离法制轨道容易出问题。

　　谈到正在进行中的“三块地”改革，陈锡文表示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相辅相成。一定阶段内，用地总量是稳定的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多了，征地就会减少，要随着改革试点的不断探索进一步深化改革。